杨培芳

大部委制是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在盛传的可能方案中，过分突出了政府对工业生产的管理职能，而基于信息流通的现代服务业，却没有找到应有的位置。

如果说物流、能流、信息流已经并列成为现代社会的三根重要支柱的话，那么信息流正在成为后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基础平台。但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似乎经济就是工农业生产和相应产品的销售，流通服务不过是工农业生产的附属物。

1988年，我曾写过一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条件》的文章，被某大报改为《改善公共服务条件之我见》。后来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演，又专门提出，公共管理不能只是行政管理，更应该包括公共服务行业的管理和管制。但是鉴于全国大气候尚未形成，院方表示还有很大难度。

现在的情况已经与10年前大不相同，现代服务业已经被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而信息服务业又是重中之重。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信息流通服务业至少应该像综合运输、能源部门一样，有一个独立的管制或者管理机构。

也许有人认为将信息流通放在综合工业部门更体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其实不然，融合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不是合为一个管理主体。需要合为一个管理主体的是现代通信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的管理职能，而不是工业生产与信息流通服务这两种不同经济性质的管理职能。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为什么屡走弯路呢？最重要的还是落后的“生产本位”观念问题。我国传统经济理论长期不承认“服务创造价值”，在二十几年的信息化进程中，重信息设备生产、重专项工程建设，轻公共网络服务。其实，前沿经济理论早就证明：“工业社会是生产推动服务的社会，信息社会是服务拉动生产的社会”。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工业生产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而对公共服务的规制和监管，则永远是政府或者社会公共机构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