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业绩不凡：用户净增长5000万，业务收入接近2000亿，利润超过500亿，增幅44％，创造历史新高，打破了“世界电信奥运”记录。

面对这样的骄人业绩，许多人会为之振奋，但细忖之，在中国独有的最大的移动消费市场、独有的法律政策环境中，只能是“你跺脚，你也麻”！换一个角度看，同样是宣布电信重组之后，新电信、新联通虽然磨刀霍霍，但并无什么实质性斩获，反而净流失930万用户。

不止一次听到中移动高层说，“政府已经对中国移动实行了严厉的不对称管制”，比如“承担DT发展任务和农村普遍服务”云云。外行人可能会同情，可是从新经济的专业视角看，提前让中移动发展先进的TD－3G系统，恰恰是给了强者一个抢先升级换代的机会。实际上又做得怎样？1000亿投入2G，300亿投入3G早已说明问题。至于农村普遍服务，概念早已发生根本逆转，在我国多数农村，解决温饱后的农民正是通信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最大空间，何来严格非对称管制之有？

电信重组、有效竞争目标有三：一是公平，二是创新，三是惠民。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非对称管制。当前电信市场离这三大目标甚远，应该尽快出台真正有效的非对称管制政策，比如限制2G市场发展，鼓励3G、宽带等技术业务创新；制定强制性基础资源(基站、管道、最后一公里）共享政策；积极推行号码可携带转网；加强互联互通和资费倾斜管制政策。

衷心希望电信企业决策层尽快超越盲目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的羁绊，用新经济视角、新市场观念（兼容、平等、竞合）加快技术创新和通信与信息化融合的步伐，将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归还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

附：有效竞争与管制理论沿革要点

－－熊彼特的有效竞争理论雏形

      早在1912年，熊彼特就研究提出“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因为在完全竞争中，竞争者没有能力开发新产品、运用新技术，无法实现经济和技术进步。
     他认为竞争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创新与技术进步，而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要角色是大规模生产的企业。而大企业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的暂时垄断，不是真正的垄断，企业利润中包含的垄断盈利，是颁给成功者的奖金。

     可见熊彼特反对存量市场垄断，但是可以纵容由技术创新形成的增量市场垄断，甚至是独家垄断。

 －－马歇尔的有效竞争理论突破

   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对土地、资本、劳动和组织四种要素的组织进行系统讨论时，肯定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同时，他也看到，在追求规模经济过程中容易产生垄断从而使经济运行缺乏活力，企业缺乏竞争力。因此，在马歇尔看来，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成为两难选择，即是人们所谓的“马歇尔冲突”。

－－克拉克有效竞争理论体系

       20世纪50年代，克拉克明确提出“只有寡头竞争可以把竞争的刺激作用同技术进步所必须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科学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竞争。

         克拉克认为技术进步将带来更多相似的代替品，因而增加了企业数量，他们虽然是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却有相当健康且有效竞争的特征。

¡－－有效竞争理论的新发展
   奥地利学派70年代提出，“竞争与垄断相连时，竞争才达到最佳状态” ；合并是促进市场调整的手段，合并既使排除了竞争者，也是竞争中本来“对非效率的排除过程”。

¡   哈佛学派则认为,为了保持有效竞争，获得令人满意的市场成果，必须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和调节。         

¡    鲍莫尔在80年代指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结合决定了厂商的数目有限，但规模会扩大。传统观点认为有形成垄断势力之嫌的少数几个大厂商垂直兼并、横向兼并及其他组合，在有可竞争性存在时，他们都变成无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了

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种极端掩盖另一种极端的倾向”时有发生。比如开始人们迷信完全市场经济，笃守“凡是小的，就是好的”西方教条，把“一大二公”换成“一小二私”，甚至搞了不少“小高炉”、“小煤窑”、“小型灌溉设备”甚至“小型农用飞机”。近几年，我们似乎又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从高层领导到某些主流学者似乎都认为高度集中才是社会主义，于是从各项政策中隐约可以窥视出来，我们的社会正在进入某种可怕的历史循环，甚至不惜用几千年前的思想糟粕来规范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

1993年．我国市场经济伊始，我就与历以宁老师、吴敬琏老师、茅于轼老师请教过市场经济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失灵问题，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垄断会出现更可怕的“政府的失灵”。我一直倡导“社会协同：第三只手的调节力量”。（请参阅拙著：网络协同经济学）

当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同，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和生产关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共和国要在半封建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发展，集中倾国之力办成了诸如钢铁、石油、国防、水利、重工，已实属不易。但是到了信息生产力时代，我们还要用“两弹一星”的办法搞信息通信，搞智能化的高新技术，就非常危险了。这些年我们“有意栽花、无意插柳”的事情已经不少，只不过由于碍着某某领导、某某首长，专家缄口，媒体装傻而已。但是历史的教训总是不要重复为好。

近日看到史炜先生在其博客中又把“社会主义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极力褒奖，感到有些酸楚，因为秦始皇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也许史炜先生会说，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时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继续集中财力物力办大事仍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我想也有几分道理，因为大事总得要办，那么我们能不能和谐一下，先承认目前有些大事不得不由政府集中力量来办，比如抗震救灾、承办奥运，但是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是否越来越需要在政府“简单”指导下联合起来办更大的事。

北京地铁十号线开通后没有手机信号，两大利益集团相互执肘，政府管制缺位，百姓利益受到严重危害!

谁都知道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但是类似的事情在我国各地早已司空见惯。大到铁路公路沿线和各类场站厂区，小到一个小区或一栋居民楼，都可以占山为王，以各种理由和条件阻止或者阻断最后一公里信息通信网络的延伸。它至少暴露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存在三大问题：

1、公器私用问题相当严重

 市场经济只调节微观经济层面的问题，对于宏观或者涉及宏观层面的具体的经济活动，比如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它们都带有一定的公共性质，但是我国却长期采用一刀切的办法，让这些公共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下搞市场议价、愿打愿挨。致使他们经常打着政府工程旗号，冠冕堂皇地公器私用。

2、经济学进入博弈万能论误区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主流学者严重曲解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原理，认为所有行为者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完全竞争、自由博弈被无限追捧。于是不管行为者的起点或者占有资源条件差异，一律同时进入争权多利的角斗场，如果不加法律约束和道德调整，人类肯定要陷入"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战争

3、社会化独立管制缺位

许多人都认为我国政府还是一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在管制经济领域又表现出很多不作为、难作为，症结就在于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了利益博弈。最终解决之道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专家型的社会独立监管机构，这个监管机构的权威不是来自授权而是来自社会公允。它一旦作出裁决，就要经得起社会质疑，因为它随时都会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约束。

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有专家曾提出“只反对垄断行为，不反对垄断地位”。但在各国反垄断实践中，垄断行为和垄断地位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约束一切形式的市场垄断力量。具体到电信领域，重点有四：

1、          反对垄断基础资源（管道、基站、码号、频率）行为；

2、          限制相关存量市场份额；

3、          制定并管制价格上限和下限；

4、          反对网间不公平结算和价格歧视行为，保证互联互通。

以上分析可见电信领域反垄断与工业领域有很大不同，而且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也使社会更加明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权威的专家型独立管制机构在电信领域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你足够理性，你必须承认这些年政府采取了上限管制办法，使电信行业资费逐年下降，总体水平已经排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欠发达阶段达到中国这样的通信普及程度。然而随着技术创新和网络规模扩展，总体电信资费肯定还会有逐步下降的空间，但必须给这个行业留下有效竞争、有序管制、发展创新的足够空间。

而世界电信两步制收费方式已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它只适合电缆传输、人工转接的技术时代，因为电信成本可以分解成固定成本和从量成本两大组成部分，固定成本主要由资产沉淀形成，从量成本主要由机器磨损和接线人员工资发生。到了数字智能化时代，机器既不会因使用量产生磨损，员工也不随使用量变化。所以发达国家都向包月制方式改进，比如美国一般通信公司每月20－50美元，电话随便打、互联网随便上，不再按量计费。这一方面大大刺激了使用量，方便了消费者，同时运营商也不吃亏。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支付能力最为悬殊的电信消费者群体，如果一下子改为包月收费方式，比如每月100元人民币，随便打电话上网，肯定受到高端消费者的欢迎，因为我国有的高端消费者每月只电话费就在1000元以上。可是我国还有大批低端消费者群体，他们可能是离退休人员，可能是农民工或者边远地区的农民兄弟，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通信权力。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动态折线、逐步封顶收费模式，最后全部自然过渡到包月收费模式。

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不是移动视频业务的代名词！现在有不少人没有把3G真正当作第三代移动通信，好像2G是打电话、发短信用的，3G是专门用来看电视的。于是就有人推演出3G无用论：“开车撞车，走路撞树”。若不走出这一认识误区，不但TD-SCDMA成功无望，还会贻误整个信息通信产业，将我国90年代建立起来的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成果消耗殆尽。

稍有自然哲学修养的人就会知道，社会生产关系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但是社会生产力的脚步既不会后退，也不会停滞的。现在第二代移动通信网不论G网还是C网都得向3G或者LTE演进。目前的3G，包括我国提出的TD-SCDMA国际标准，都已经是3.5G甚至3.75G了，将来可能没有了4G，5G的明确划分，平滑过渡升级就是了。千万不要搞出个打电话用2G，看电视用3G，看高清电视用4G的逻辑来！

现在还有人主张小灵通是自行车，永远不会消亡，这不是利益障目也是一时糊涂。几年前还有人说BB机永远不会消亡，再早些年还有人不愿意放弃模拟移动通信（大哥大），甚至不愿意放弃电缆网、电报网，结果又怎样？网络经济与工业产品经济存在天壤之别，社会不可能为落后技术而支付更高的网络成本。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自觉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且莫不自觉地保护落后生产力。

2、3G比2G有更显著的性/价优势

   总是有人怀疑3G到底有没有市场，运营商能不能赚钱。其实，有没有市场主要看这项新技术的性能价格比，也就是功能和成本（不是资费）的关系。有研究表明，3G网络建设成本只有2G的50％，手机成本是2G的100％－150％，而且与用户规模呈强烈负相关关系；至于3G的功能，早已尽人皆知。问题是出资人和运营商极易形成传统路径依赖，大规模技术升级改造总要破坏他们的年度收支平衡，这很可能成为3G发展的最大障碍。

     运营商要算经济帐本没有错，错的是把本企业的短期财务帐当作经济帐来算。回顾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有实力电信部门不积极；赢海威公司的出资人因财务不支中途夭折；只有搜狐和新浪公司是外资支持的，渡过连年亏损、烧钱，用户达到一定临界量之后，终于成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标竿。

    我们必须用新经济的思路去考虑信息通信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十年前我就提出综合通信成本永远是呈“L”型曲线下降趋势，网络新技术、新业务必须走大众化消费、消费者普遍受益的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信息通信的基本技术是光导纤维和集成电路，基础材料是二氧化硅，来自沙子。如果说沿着传统工业化思路，世界上60亿人都要住摩天大楼，都要开私人轿车，人类社会可能会永无宁日；如果说世界上每人都有高性能手机，都能宽带上网，人类社会肯定会越来越和谐美好。中国在社会信息化面前只能选择“后发优势、跨越发展”战略，超越西方国家工业化阶段的某些弯路，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的信息化，而不能再让短期利益阻挡信息生产力的历史车轮。

3、要尽快出台向3G强制过渡的相关政策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电信运营部门曾经不愿放弃模拟微波技术、机械制交换技术和电缆传输技术，最后是政府组织专家，在充分论证基础上及时终止了这些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信息通信的数字化、程控化、光纤化铺平了道路。电信引入竞争机制之后，本应该通过竞争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但是由于电信市场的先天缺陷，企业同样缺少网络升级换代的动力。即使在西方国家，由竞争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也不明显。例如到上个世纪末，美国最大地方贝尔公司还在使用继电器式交换技术；欧洲许多城市之间还采用电缆传输技术；美国还有人使用模拟大哥大手机（直到2007年，美国才宣部1G手机全部退网）。

   我国要在信息通信领域继续保持和发挥后发优势，就要像当年发展程控电话、光纤通信技术那样制定和宣布2G向3G强制过渡的国家政策，给社会明确信号的同时，还要出台相关配套办法，引导企业安排好逐步过渡的地域和时间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出台比2G更便宜、更简单、更透明的资费政策体系，要让所有解决了温饱的公民都能够成为3G等先进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在市场。

    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一村民利用华南虎假照片，企图骗取国家建生态保护区的案件终于有了结果：造假村民被捕，多个公务人员因失查被撤职。打虎英雄们利用网络让假虎暴露无疑、功不可没，但是他们不肯罢休，意欲打掉背后的更大老虎。

    我不知道村民背后还有没有更大老虎，但是人们都知道，社会上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违法违纪、违背道德良心的事件俯首皆是。缘何如此？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们错读了西方经济学的亚当.斯密悖论，以为只要不违法或者不让法律抓到证据，每个人都损人利己，也就促进了社会总福利；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伪善”和“奇淫技巧”不良基因泛起。它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交易成本上升、改革创新受阻，若再不觉悟，等待我们的很可能是“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社会。

    其实，亚当.斯密从来都没有说过“个人罪恶会造就公共美德”，而是主张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利益。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伪善、奇淫技巧之外，也有很多值得继承的东西，比如“将心比心”、“以直报怨”等等。只是在传统生产力阶段，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许多好东西几被急功近利的社会潜规则所淹没。

    到了网络生产力阶段，信息的主流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嬗变，多数人向往的社会诚信、平等交易、合作共赢最终将成为主流经济规则。社会越来越透明、人们越来越理性，一切纸老虎、假老虎都将无处藏身。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只有自私和贪婪，即使网络生产力再发达，也是由强者操控的工具，他们会利用网络制造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形成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更大倾斜。

    对于这种担心，前沿理论已经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信息日益透明，就意味着加速重复博弈，而重复博弈最后的胜出者，既不是善人，也不是恶人，一定是与他人平等交易、真诚交往的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千万不能把互联网视为一个任人摆布的工具，它与农业用具、工业机器、广播喇叭的最大区别就是集中了几亿脑力劳动者的智慧！不管你是否愿意，无边界诚信合作的时代都会来临。

1、必须解决基础资源共享问题

杨培芳： 上一轮电信业重组，中国电信南北分拆时，允许南北相互渗透，但两家的一纸协议，导致地域分割，资源不能共享。从某种角度上说，“资源共享”是能不能实现有效竞争的最大问题。比如基站不能共享、光纤和管道不能共享、最后一公里的接入也不能共享，后进入者又很难重建这些基础设施，还怎么竞争？在新形势下，应该引导企业在技术、业务创新方面进行竞争，而不是靠垄断基础资源来欺行霸市！我认为首先应该解决基础资源共享问题，才能进一步放宽业务层面（包括虚拟运营）的竞争，最后形成我一向主张的“3+N+M”市场格局。否则，就会各行其是，无序竞争，要犯“市场原教旨主义”错误。

2、3G不是宽带业务的代名词

杨培芳：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不是宽带业务的代名词！现在的二代移动通信网不论G网还是C网都得向3G或者LTE演进。千万不要搞出个富人用3G，中产用2G，穷人用小灵通的逻辑来！有人主张小灵通就是自行车，永远不会消亡。这不是利益障目也是一时糊涂。几年前还有人说BB机永远不会消亡，再早些年还有人不愿意放弃大哥大，甚至不愿意放弃电报网，结果又怎样？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应该自觉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且莫不自觉的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目前的3G，包括我国提出的TD-SCDMA国际标准，都已经是3.5G甚至3.75G了，将来可能没有了4G，5G的明确划分，平滑过渡升级就是了。我主张要用新经济的思路去考虑电信业的发展问题，十年前我就提出综合通信成本永远是呈“L”型曲线下降趋势，网络新技术、新业务必须走大众化消费、普遍受益的发展道路。

3、差异化竞争应该成为主旋律

杨培芳：信息通信的技术进步将越来越快，新业务发展会层出不穷，在多业务竞争格局情况下，企业有了更多的战略选择，差异化竞争将成为电信市场竞争的主旋律。电信竞争早期，新进入者既没有资源，也没有经验，往往采取你干什么，我也干什么，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的跟进竞争策略，结果形成同质化低级竞争局面。以后就会慢慢明白，最高层次的竞争是在可选择条件下的差异化竞争，你做这个做的最好，我就把那个也做的最好，每家企业都做出自己的特色。大家一起为消费者贡献功能更强、质量更高、价格更低廉的、琳琅满目的服务产品。

所以无论新电信、新移动还是新联通，都要干出自己的独家特色，独到优势，才能达到这次重组方案的设计目标。

512大地震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在一个时期内为了让大家挺起腰板、重建家园，用“我们一定会战胜自然灾害”的口号来相互激励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把它当作长期战略导向和思维方法就十分不妥，甚至会犯主观唯心主义错误。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主要是靠适应自然条件维系生存和繁衍。生活虽然困苦，但也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的环境。进入以煤炭、石油为动力的工业机器社会，人们开始战天斗地，使河流改道，沧桑巨变。结果几乎每一次人类的胜利，都换来自然界更大的报复。

除了自然界的报复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人类自己不自觉的在牛顿力学基础上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西方、东方概莫能外。英国曾用煤炭驱动蒸汽机征服了大半地球，美国又要用石油统一世界文明。而欠发达国家则要仿效英美，在钢铁、机床、汽车等战略产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进入信息社会，动力机器已经不再是最活跃的生产力，信息网络和知识智能正在催生人类崭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维系日益多元化世界所需要的兼容、合作、共赢的哲学精神。一种“三元竞合”规律作为新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正在等待一大批敢于站在时代前列、有才华、有责任感的人们去探索和挖掘。

－－关键是转变传统经济观念

――市场有需求

近年来，常有人抱怨说中国通信业发展过快，反而在社会上惹起了不少麻烦。这话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但是立足点太低，颠倒了问题的本末。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有三大瓶颈，一是交通、二是能源，三是通信。30年过去，交通更加拥挤、能源仍然紧张，只有通信由短缺转为过剩，并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网络，网络先进性和用户渗透率都超越了许多西方国家。每位严肃的国民都会盛赞我国通信行业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巨大成就。

我国通信业的进一步发展确实遇到了一大难题，那就是宽带数字业务在西方发展缓慢，在我国有没有市场？有人提出，中国经济落后，通信没有必要普及那么快，现在要发展宽带业务肯定没有市场。有人说50年前美国人就发明了可视电话，一直没有应用，那么现在中国搞网络视频、手机电视能有市场吗?答案是肯定的，一是今日通信市场已经和50年前完全不同，50年前的固定电话在大办公室、大家庭或者大街上，几乎是标准的公众通信方式，现在是小型办公环境、移动环境和小型家庭为主的个人通信方式，只要资费低廉，视频业务恰逢其时；二是今日视频业务早已超出可视电话范畴，发展出更多的宽带互动、网络家庭、游戏娱乐、移动定位、检测控制等业务。

现在我国有人一方面抱怨电信运营商业务单一，缺少新增长点，另一方面又抱怨带宽资源不够，对大流量用户上网采取限制措施。可见宽带业务并非没有需求，而是传统理念与工业经济规则制约了十三亿人的信息需求。

――技术有突破

近10年来，宽带核心网络经过新型光纤、高速路由器的不断改进，足以满足宽带业务的技术要求。2000年前，日本通信界主张光纤到家，美国人则倾向XDSL,现在业界已经形成共识，光纤到家已经到了大规模普及阶段。与此同时，多种无线宽带接入技术也具备了规模普及的条件。如果按照技术周期理论，电信从模拟到数字、再从数字到宽带，目前正处于宽带业务普及的前夜。

――企业有动力

世界电信业经过30年的改革，正在由传统电信朝信息融合方向转型。我国电信企业经过20年的改革与快速发展，也遇到能否进一步持续发展的严肃问题。“无所不到的信息化服务”已经成为电信企业最重要的发展空间。而IPTV、网络家庭、手机电视、网络视频互动肯定会成为企业竞争的新热点。

――核心问题是树立新经济观念

是促进还是阻碍信息生产力的发展，核心问题是能不能真正树立为大众服务的网络新经济观念。因为按照传统工业经济理论，企业肯定选择牛奶撇油、抢占高端市场的策略；但是按照网络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信息服务必须采取“高而不贵，大众市场”战略。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业经济的基础资源是钢铁和石油，资源稀缺性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不可调和；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光纤和集成电路，它们的来源都是沙子，资源充足性和信息共享性正在形成无边界合作潮流。我曾经说过，如果要使全世界60亿人都拥有汽车和洋房，就会给地球带来灾难，而全世界每人都有宽带手机，每个家庭和办公室都能宽带上网，社会就更透明，资源就更节省，生活就更方便。

    可惜，以美国人为首的现代工业经济理论，还在教人们用争夺石油那样的心态去制造物以稀为贵的神话，甚至推崇像珠宝商那样由私人（或者利益集团）占有网络和知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