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有近7亿手机用户，占全球手机用户总量的4分之一强，它意味着一个足可以改变世界信息化走向的巨大力量已经掌控在中国消费者手中，3G建设就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一方面抱怨手机信号覆盖不好，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在自己的小区建设基站，每年都有上千个基站被拆除！这令通信行业十分头痛。通信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技术体系，除了通信基站，还需要骨干光缆和光纤到户，同样遇到了诸如产权归属、小区进入、共建共享的难题，大大增加了3G建设的交涉成本，拖延着建设的进度。

如何破解这些尴尬难题？北京市采取政府和通信企业同时进入居民小区做工作的办法，也许很有效，但是要根本解决问题还需要做两件事，一是在技术上切实解决基站辐射的无害化问题，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才行；二是要重新研究和确定信息通信行业的社会定位，尽快形成法律制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30年，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计划经济两元体制的阴影到处可见。比如我们表面上承认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只有了工业和农业，或者将第三产业放在从属位置，或者根本忽略。这一点你只要翻一番我国最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就会发现基本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工、农、建、运、商的体例。信息通信被包含在“运输邮电业”之内。

更重要的是国人包括主流经济学人习惯“两元论”思维模式，认为社会实体只有两种，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不是私人物品，就是公共物品，结果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走了很大弯路。比如我国教育、医疗、交通、能源领域的改革就不那么顺利。

其实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都承认有一类带公益性的重要部门，西方叫做“公共企业”，马克思经典叫做“社会生产的一般条件”，它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加剧，这类准公共物品比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更重要。它起码需要社会提供过路权、站址选择权的保护，往往还需要税收、财政（比如普遍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可惜正在经济腾飞的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这类经济实体存在，不知经济腾飞到何方？

大家可能早已忘记，十分重视民生的孙中山先生初任大总统期间，就亲自兼任铁道部部长，因为他知道，铁路是工业时代最重要的基础结构（我国翻译成基础设施）。而我国面临信息时代即将到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又做了些什么呢？从邮电部到信息产业部，从信息产业部又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再看看《电信法》起草工作，五上五下，历经半个世纪的难产之悲哀，难道还不应该引起高层领导和社会理性的重视吗？

好在随着3G概念普及，一小批经济学者开始呼吁，要对我国信息通信业做重新定位，有三个最重要观点：1、信息通信业属于准公共物品，应该采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零利润经营模式。2、通信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关系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社会应该为它提供公平发展条件和合理的发展空间。3、按照社会分工的自然规律，美国（FCC）、英国（OFCOM）、包括我国香港（OFTA）和台湾地区（NCC）在内，信息通信需要独立监管，前信息产业部、现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两次机构改革都不成功，建议适时组建独立的“国家信息通信委员会”。

如果说道家文化宣传人性自由、个性解放，蕴含着早期资本主义某些基因成分，对现代尚有一定积极意义；佛家文化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蕴含着空想共产主义成份；那么儒家文化对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主要影响是思想禁锢！

宋朝以前，儒家学说尚不太时兴的时侯，中国出现过四大发明，宋朝之后，中国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给天下智者统统套上“君君臣臣、三从四德”的紧箍咒，使中国错过了机械革命、蒸汽机革命和电气技术革命的三次创新机会，从丝绸大国很快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家。

近几年来，由于大家熟知的社会因素，儒家文化经过“五四”运动和十年浩劫又迎来了一次“空前兴旺”景象。从明星教授们的演绎，到官办国学热潮，再到百般热忱的家长们强迫呀呀学语的幼儿背诵《弟子规》、《三字经》，不知道这出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

中国境内13亿人，为什么出不了世界一流科学大师和诺贝尔奖得主？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出了大问题。但是这种压制创新思维的教育却在弘扬国学的口号声中越演越烈，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专业研究或者普通百姓对儒家文化做一般了解，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国人就是爱搞一窝蜂，一经主流媒体渲染，使许多人都拿糟粕当时髦。有的大学竟让女大学生穿上古代妇女服装，学三从四德！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互联网文化的苛刻要求，一会儿是查禁未成年人上网，一会儿要安装过虑软件，一会儿又要限制每天发手机短信的条数。有人说“宁可不要互联网，也不能毁了下一代”！与其对立的声音是，“禁止娃娃上网，将毁掉中国好几代”!当前政策似乎选择了前者，真不知道我们代表什么样的文化和生产力？

说佛家文化蕴涵着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成份，也只是就佛家文化的核心教旨而言。其实，自从佛教走出菩提，政教合一以后，越来越夹杂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志。什么六道轮回，十八层地狱，早就脱离了佛所弘扬的众生平等、天人平和的本意。

由于长期工业经济对人们思想的无形禁锢，当前的社会（也包括西方）思维和政策实践似乎只有两种手段、两种政策，那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或者在分散化和集中化之间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简单策略。我国则有人主张中庸之术，或许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中庸之术对于处在大转型期的社会则潜伏着更大的危机。比如对恶势力的迁就和对进步力量的压抑，最终还是要导致革命，重复二元对抗的哲学思维模式。

据说有人死后先去了地狱，看到那里许多人围着一桌可口饭菜却闹的不可开交，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长把勺子，就是不能把饭送到自己嘴里去。于是这个人又去了天堂，还是同样的饭菜，同样的勺子，每个人都吃的津津有味，原来天堂里的人是拿着勺子给他人喂饭的。后来这个人又回到了人间，发现人们苦乐不均，但是普遍感到不怎么幸福，因为这里同样的饭菜，由一位长者拿着一把长勺给大家喂饭，同样是争得不可开交。

可见地狱和人间都缺少天堂里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在小农生产力和大工业生产力时代也不可能形成第三种思维方式。现在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生产力时代，人们却依然不能摆脱两种固化思维方式的羁绊。

电信网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适合分级管理，集中控制；互联网则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更适合必要规则下的自组织工作方式。当前各国都很重视互联网治理，但它与传统电信网的严格管制是两回事，应该加快互联网立法和网络伦理建设，在清晰透明的社会导向环境中，通过实名制和公共评价机制来实现协同有序，而不是一味靠力学原则通过堵的办法达到一时的被动有序。

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方之所以持续百年，除了它自身的优势，还要靠基督教精神，在我国出现水土不服，就是缺少某种社会精神和公共意识所致。我国市场经济深入改革受困于官商勾结、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又找不到切实解决方案，只好到传统文化那里寻找精神支撑，而有些年轻人则沉迷到低俗文化之中。

我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中有两个最糟粕的东西，一曰伪善，二曰奸诈。如果说奸诈尚容易识破和引起人们警惕，那么伪善的危害则渗入骨髓，难以医治。社会渴望新的经济伦理和社会道德，只好有病乱投医，什么王道孝悌、克己奉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似乎都成了治世良药。结果还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套上更多精神枷锁，对于权谋之徒、见利忘义之徒还是奈何不得。相比之下，我推崇网络新经济伦理和后现代文化，值得期待的是网上购物已出现了公共诚信机制的萌芽，所有参与交易、交往的网民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互相评价，视同重复演化博弈关系，进入一个熟人社会。将来不论你官有多高，财有多厚，公道自在网上。

我不是文化人，但是渴望先进文化能够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不是一味回归传统和落后。传统的东西该进博物馆就进博物馆，试想从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那个古代文明能够复兴得起来？当前中国社会最需要是创造精神，而这一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硬伤。

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生产力的伟大时代，但是先进网络与落后文化结合又会产生更大社会危害，近来网络低俗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倒是不少主流媒体封建、迷信、低俗之风不减，而且是推给受众，不看都不行，没有选择。平等交易、和谐共生是这个时代的精髓，相信我国文化界、理论界有能力创造出能够代表时代精神作品，努力改变目前由“伪善、奸诈、低俗”这三头怪兽充斥媒体的文化现状。

517刚过，就听某高管讲，“现在电信企业只能是他们认为什么技术赚钱就先发展什么技术，在哪儿能赚钱就在哪儿发展。除非政府下命令在农村普及3G，在全国城乡普及光纤到户，企业也能做到”。于是人们很容易想到一句话，叫做“牵着不走，打着才走”。

    岂止现在，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电信部门（当时政企不分）就制定了数字、模拟长期兼容；光纤、电缆长期兼容；程控交换、磁石交换长期并存；电报、传真长期并存的行业政策。结果是武汉邮电研究院赵梓森院士说服了国务院领导及时制定《新建长途通信线路一律采用光缆的国家政策》；是全国城乡一致要求上程控电话的浪潮，才淘汰了机械电话；是国家改革开放要求淘汰公众电报、淘汰BB机，才使我国电信领域被逼（逼蒋抗日？）实现了时代的跨越。否则以上技术进步还要遭到经营者的长期反对，因为竞争不充分，越采用传统的技术，企业自身就越划算。觉得奇怪嘛？我们真真制定过《抑止传真机取代电报网》的政策；倡导过《BB机永远不会消亡》；主张过“小灵通不能退市”；主张“在城市发展3G，在农村发展2G”，－－－。

再回头看一看中国《村村通电话政策》始末，开始信息产业部领导想说服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向运营商收取《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用于农村通信和信息化建设，几经展转未果（其实我国基金何其多？），最后不得不实行包干政策，将村村通任务硬性分配给运营企业。起初各运营商如鲠在喉，无不推脱责任，但实行没多久，就发现农村是一片广阔蓝海，开始抢占市场，跑马圈地。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管企业自身利益，不懂政治要求，不研究新经济规律。

我国3G建设至少耽搁了5年，使得本来在整体通信领域缩小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有所拉大。现在有的国家已经明确不再发展2G网络，技术前沿业已证明，光纤在任何距离都优于铜缆，这正是我国实现第二次宽带通信技术跨越的绝好机遇。我国通信企业若是“传统保守”的旧病复发，将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也像传统工业那样按中、东、西三步走，先让富人更富、再让富人救济穷人的“梯度发展、小步快跑”，既是对时代不负责任，也是对本企业不负责任。

好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挡不了新兴信息生产力的发展潮流，信息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力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它的可共享性。我国已经有不少顶级经济学者和社会学家开始关注这个关系我国在信息时代生死存亡的大战略问题。敬请关注本人博客下期，将转发著名经济学家何伟教授《必须找准通信业的社会定位》。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3G只在城市发展，2G要在农村发展；有的运营商也把3G市场定位在高端或者中端人群，这将大错特错！

1、我国基本国策是“城乡统筹发展”，信息化是难得契机。城市用高技术，农村用低技术是人为扩大数字鸿沟，是在农村搞信息歧视。

2、网络经济与工业经济完全不同，工业经济是富人效律的经济，网络经济是大众效率的经济。只靠少数富人支撑不起覆盖全国、全球的网络成本,城里富人到乡下怎么办？是否还得同时准备小灵通、甚至1G？这在国内外都有过历史教训，例如摩托罗拉的铱星系统为何破产，前中国联通CDMA高端市场战略缘何一败涂地，教训不谓不深也；

3、“梯度发展、小步快跑”政策早已昨日黄花；“牛奶撇油、高端市场”策略更背离信息通信业的宗旨。我们的企业只讲经营技巧，不讲经济规律，一错再错，令人发指！

不信吗，老一点的业内人士都还记得80年代程控化、光纤化遭受垄断势力多大阻碍？传真机取代电报业务受到过多么强烈的反对？除了垄断利益之外，就是传统工业经济理论和早已锈蚀的“边际分析方法”充斥着人们头脑。不懂吗，请搜索“网络经济特征”，“超边际分析方法”或者“网络时代哲学思考”,还是不信，看一看2008年中移动降价幅度最大，纯利润从800多亿跃增至>>1200亿以上(不敢公布)，为什么？如果说农村工业化落后了，信息化必然还要落后，那么30年前整个中国就是世界的农村，为什么现在中国人拿的手机比美国还先进？中国的光纤网络比欧洲还要普及？其实很简单，借用某省政府领导的话说，“电信网络的基础资源不就是河里的沙子吗，凭什么卖那么贵”？
短短百言博文，实难容纳更多道理和中外实证，如有网友喜欢理性思考，请查阅本人相关博文或者等待即将出版的拙著《网络打造扁平社会》。

                                  2009年5月12日

各位来宾下午好，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愿意跟大家讨论通信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在我看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改革，它不仅是责任，更应该是成功企业的一种战略，CSR战略。

刚才郭博士从理论上说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或者按照传统市场经济的理论，企业是没有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是政府的事。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最经典一句话是“个人为个人，上帝为大家”。但是在西方有两种企业，一种是私人企业，另一种是公共企业，包括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政府会给予公共企业一定政策优惠或者经济补贴，同时赋予这类企业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国家没有公共企业这个概念，造成通信行业有很多扭曲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遇到了严重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模式，也没有取得预想结果，于是各国不得不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同时开始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认识，就是企业赚钱多了要回馈社会、救济穷人，我认为远远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大意义。

第一，企业、政府和国民组成社会三要素，其中企业是最有实力的经济组织，而且小政府、大社会是任何国家改革与发展的总趋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是经济发展又是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第二，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公共理性市场经济阶段，传统市场经济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对抗竞争、你死我活。新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不考虑公共环境，自己也不能单独生存下去。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能不能长期盈利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不仅仅是被动承担义务的问题。

在国际上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是走在前面的，早期的跨国公司到本地国基本上是搞一些公共关系，守法、纳税就够了。现在情况不大一样，他们更把社会责任当作一种企业战略。一是要了解本地的发展政策，政府职能和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帮助政府研究行业发展前景和政策走向；三是支持本地企业并与之合作，做支持者，不做带领者，永远不说NO。在座的有不少跨国公司代表，IBM最近提出来“智慧地球”、“智慧中国”战略，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国内企业也应该学习这种先进的理念，认真研究提出更适合我国国情的、为社会负责的大战略。

通信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一般的工业企业是不一样的，一般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守法纳税；第二要回馈社会、捐赠、救灾，比如去年雪灾、震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第三是参与公益事业，扬善、助教。第四是吸纳就业，关心职工利益，比如吸收一定比例的残疾人、转业军人就业，关心企业职工权益，这是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

通信企业有附加的社会责任，第一就是要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通信服务，以维护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有的时候这是第一位的，不讲条件的。第二是自然灾害期间要无条件的迅速恢复通信网络功能，比如去年的今天汶川大地震，通信行业几万人奋战在救灾一线，在第一时间开通卫星电话，回复移动通信和光纤通信网络。第三是为任何公民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标准质量的通信普遍服务，这在世界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20世纪初期就有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且在90年代克林顿执政期间得到了加强。第四是践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扩散政策。比如我国电话用户已超过了10亿，这对于自主创新技术的扩散是举足轻重的，通信业应该义不容辞的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还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是高层仍然不够重视，在认识上存在误区，比如电信普遍服务基金搞了好多年就是搞不起来，有人说市场经济你有钱就打电话，没钱就别打电话，用不着普遍服务。第二个问题是一些企业领导安于完成基本社会责任，对电信业的附加社会责任叫苦连天。第三是捐赠、救助、扶贫带有附加条件，有时候把惠农变成坑农。第四是企业普遍缺少社会责任的战略意识。

为什么我要强调社会责任战略，就是因为我们许多企业都把社会责任当作负担，不乐意、不得已，不得不。前些年电信主管部门搞村村通电信政策，没有普遍服务基金，只好给企业硬性分配任务，开始企业都不愿承担，搞到最后大家发现农村是有更大的市场空间，都去抢村通工程。现在我们有些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只重视管理技巧，不重视经济理论，经济学界应该反思，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额外负担还是战略机会？

最后向通信企业提四条建议，第一是要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认识。股份制企业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利机构，股东入股就是要赚钱；第二阶段，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首要目标不是赚钱，而是企业品牌和价值；第三阶段企业最有实权的是监事会，监事会要企业能够和社会共赢，协同发展，换句话说，让社会离不开我这个企业。

第二条建议是走大众经济的普惠道路，为农村信息化多做贡献。村通电信工程已经到了99％的行政村，可是还有相当多自然村还没有通电话，同时又面临着农村与城市统筹发展的国家战略，怎么统筹，靠过去那种线性的、小步快跑、梯度发展政策已经来不及了，需要用超线性思维方式来解决，最现实的就是村村通宽带。大家都知道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理论，解决贫穷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鼓励富人更富，然后通过税收（二次分配）捐赠（三次分配）来救济穷人，西方是这么过来的，但在中国已经走不通。第二种思路是让穷人直接掌握信息，提高素质，自己创造财富。

第三条建议是做人性化企业。前几天我发表一篇博文，题目是“论企业的狼性、虎性和人性”，结果有许多网友说我脱离现实，不靠狼的贪婪、狡诈本性，企业怎么生存？不靠虎性与权力机构结成垄断集团，怎么赚更多的利润？可是我国社会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已经比比皆是，如果我们都不觉悟，大家都靠狼性、虎性生存，我们将面临一个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社会。

第四个建议是，网络透明性正在使市场经济由个人理性上升到公共理性阶段，通信企业应该继续站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前列，为公共理性市场环境多做贡献。大家可能知道经济学理论有个纳什均衡模型，说得是两元对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双输，后来纳什又发表一篇论文叫做三人合作演化博弈模型，说得是合作博弈的结果是互惠共赢。还有一个埃克斯罗德的重复博弈模型，博弈结果是只有持“一还一报、平等交易”的人能够笑到最后。但是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你必须与相关者重复博弈成百上千次，这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发散模型。怎么才能不发散，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一种网络上透明的信誉体系和诚信机制，你的信誉如何，网上一幕了然，就像一个村庄的熟人社会一样，谁也骗不了谁。虽然现在的网络上还有许多不良的东西，但总的趋势是，网络经济将使社会越来越透明和理性，这也是通信企业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谢谢大家！

必须承认，发展传统产业和低级就业对于缓解就业压力会在短期有效，但是肯定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在经济危机和就业压力面前，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搞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也就是在技术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

最近去了山西、浙江、河南、福建等地考察信息化应用情况，本来就是从事信息化经济政策研究工作的，也为我国经济社会信息化鼓与呼了多年，却总是被信息化的应用问题困扰，这次使人眼界大开。我看到了通信与各行各业的信息应用相结合的显著效益和巨大威力，一波新的信息化应用浪潮正在形成。比如一些城市可以用3G手机实时看到主要道路、桥梁交通实况；可以随时查阅个人医保帐户记录，可以用3G手机看病挂号。在森林、矿区，3G通信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安全隐患，一年减少的灾害损失就超过信息通信成本的几倍。有的农村用信息网络监测控制蔬菜大棚，自动调节温度、湿度，显示作物生长、成熟状态和市场价格情况，真正做到了精准化、集约化农业（以前我鼓吹精准农业多年一直底气不足）。

值得重视的是，以上信息化应用成就一不是靠政府包揽，二不是靠电信运营商垄断，主要是在各级地方政府支持下，由电信企业与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生长出来一个庞大的信息应用服务业。目前这个新兴服务业还分散在各行业内部，我想用不了多久，它就像互联网内容服务业（ICP）一样，独立形成更庞大的信息应用服务产业群(ASP)。保守估计，至少能够创造出几百万新的就业岗位。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说前30年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后30年则要强调“科学发展”。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和新一轮市场竞争的深入，我国企业面临几种截然不同的战略选择。同样是为了生存，众多小企业仍然选择猴性战略，说好听点儿，是打游击战，船小调头快，说难听点就是耍小聪明，不按规矩出牌，上窜下跳，捞点儿小便宜。这种企业没有太大出息，最多3－5年的生命周期。

有一部分企业选择了狼性，往好里说，是团结、好战、智慧，往坏里讲是贪婪、狡诈、凶狠。如果说狼性企业在法制不健全、道德约束严重缺失的经济环境中，曾经是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但是在法制日益健全、道德约束日益有力的经济环境中，其竞争能力也正在丧失，狼性企业难以做成百年老店。

还有少数大企业可能会模仿虎性，中规中矩，八面威风，想吃掉谁就吃掉谁。因为他们不但实力过于强大，且在制定规则、影响社会诸多方面有话语权。我国少数企业能做到这个层次当然不错，但面对网络新经济的发展，我们一味跟进西方虎性企业，恐怕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都是西方按照工业时代“两元对立规则”制定出来的，一山不能二虎，学生一旦威胁到老师，那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信息时代的企业而言，最有时代智慧的选择方向还是人性化企业。这里讲的“人性”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性”，圣人讲的仁性，是道德天国阶段的人性，硬是套到现今社会，只能成为伪善的代名词。

这里讲的人性，就是人类日益要求平等交往、公平交易的普适本性，因为网络生产力使得人类社会日益透明，弱者的话语权在迅速提升。不管你有没有官位，也不管你拥有多少产财，只要你行的端正，又有足够的智商，社会就会买你的帐，并且会按照超边际规则发展成为新型后现代企业。反过来，尽管你官高位显，腰缠万贯，或者“才高八斗，坏事做尽”，也会很快遭到社会的报复，难以持续经营和繁衍。

09年清明是国家批准的第一个祭祖假日，驱车回归故里，祭扫事毕，偶遇故友。谈及儿时启蒙老师，年至耄耋然身心康健，遂问明住址，一路打探而至。几经扣户，见一老者将铁门轻轻打开，老人有些耳背，但精神矍铄，依稀当年印象。自报姓名来历，老人稍作迟疑，突露慈祥、率真笑容，不必说，已经拨动老人半个世纪前的记忆。

当年冬天，不满5岁的我，跟着读三年级的姐姐坐到学校教师里听课，俨然一名小学生模样。一会儿就发现，别人都有书，为何我没有书？于是来了一个“满地打滚坐地泡”，搅的老师上不成课。老师无奈，只好找了一本小人书给我看，他给三年级布置完作业以后，又专门给我讲解，致使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本小人书的详细内容。第二天我又来上学，小人书已经读完，闹着要读“真书”，老师只好又专为我摘抄、制作了一本《半年级语文课本》。从此我成了该农村小学唯一的半年级学生。记得每到考试后大红榜贴在墙上，各年级的一、二、三名，都用毛笔涂成红色，到最后一行，只有我的名字永远是涂红色的“第一名”（其实倒数也是），好不得意。

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记得我读完“半年级”，升入一年级不久，这位启蒙老师就调到地区当了领导，一直做到地区专员，后遇到困难时期、动乱年代，被迫害致伤，放回原籍，后又给安排了一段工作，在原籍离休。现在每日运动，练练书法，写写文章，做做报告，活得非常充实。老人很谦逊，说他只是初中毕业，调任地区做教育专员后，只能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否则难负重任。现在你们都成了些许气候，前些天还有新疆的、广州的学生来看我，我说你们主要是赶上了好社会，好年代，否则你们自己再有本事也不行！我现在80多了，还经常到一些学校讲讲报告，要时刻想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能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人生苦短，物质财富、名利地位，也应该有所追求，但是更为宝贵的还是参透人生，像我的启蒙老师那样，年至风烛还有那麽多被他影响一生的学生想念着、崇敬着。